中国互联网的「双使命」

本篇文章作者结合时事,分析了中国互联网面对转型做出的应对措施,一起来看一下。

中国互联网的「双使命」

今年2月份以来,国际风云骤变,本土疫情重现,受多重因素影响,中概股发生了严重的踩踏。

由中概股到港股再传导到A股,剧烈的波动之下,不少人对未来出现迷茫和疑虑。

3月16日,国务院金融委开会,针对宏观经济、房地产、中概股、平台经济等系列热点问题,释放积极政策信号。

消息一出,A股和港股应声大涨,市场终于有了难得的暖意。

股市的起起落落,本是常态。

但这一轮调整格外牵动人心,在于它所处的特殊历史坐标,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,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。

中国经济本就处在转型期,从速度为先,转向更高质量,从出口导向,走向更多依靠国内市场。

这番转型,并非易事。

外部影响波诡云谲,让人们对不确定性更觉担忧,也是自然。

历史学家唐德刚就曾说过:在历史的潮流里,转型期是个瓶颈,是个三峡。

船过三峡,风高浪大、水流湍急,陷里面,只会被困于一域。

驶出去,才有潮平两岸阔。

转型亦如是。驶入深水区,就免不了要涉险滩、过激流、闯难关。

中国经济必须克服当前的短期挑战,但我们更要看到经济转型的长远之道。

四十多年前,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发轫,三十年前的1992年,南方谈话框定了中国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向。

制度上搭起四梁八柱,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的完成。

中国的人均GDP在2021年达到12551美元,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全球平均水平。

它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果,但也意味着后续的攀登进程会更加艰难。

总理就对此做了形象描述:

登1000米的山峰,想爬10%只要100米,但要登3000米的山,想上5%,就是150米,而且越往上气压越低,氧气越少。

行至历史三峡的中国经济航船,如何稳舵奋楫、中流击水,抵达现代化转型的彼岸?

01

转型过程中,必然会冒出各种问题。

改用辛笛的诗来说就是:发展的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,一节接着一节问题。但越是面临问题,越要回归常识。唯有坚持市场化改革,持续扩大开放,发展新兴产业,中国经济才能走得更远。

这两年,双循环这个概念很火。中国GDP已经占到世界的18%,如果不能够有效提振内需,把内循环的经脉真正打通,中国经济必然面临后劲不足。

一个十几亿人的中等收入水平的巨型经济体,已经不可能仅靠出口来带动。盘活统一超大市场的潜能,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必然。

最近几年,贸易摩擦、缺芯被卡脖子之痛,的确极大地刺激了国人。

以至于有人对中国经济过去成功的经验也产生怀疑: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,遭到某些人的质疑,言下之意,是它并没有突破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。

在鼓励发展制造业的背景墙下,鼓吹送外卖送快递等工作抢了工厂劳动力的反智之论,居然也有了不小的市场。

中国经济要完成现代化转型,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。在这个体系里,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是对立的,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也不是分割的。

在我看来,中国经济的转型,关键在于广度与深度。

转型在拓展广度上的着力点,就是推动双循环,内循环的畅通又是重中之重。

在提升深度上的必由路径,则是推动产业现代化升级,硬核科技的突破是重要抓手。

双循环与高科技,是中国现代化基因的双螺旋。

把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,转化为创新发展中的技术优势,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。

而包括互联网、云计算、智能技术在内的数字经济产业,在这一进程中必然能也已经在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02

吴晓波曾说过:如果没有互联网,美国也许还是今天的美国,但是中国肯定不是今天的中国。

置于现代化维度看,美国是先有现代化,后有互联网;中国的现代化历程,则是跟互联网发展史扭结在一起的。

对于美国而言,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出现,是它作为全球最大发达经济体的水到渠成。

但中国不一样,40多年来,后发刻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DNA里,赶超是其奔跑姿态,而数字经济,不仅自身就是中国赶超的重要领域,也在推动着其他产业的发展和进步。

在互联网出现和广泛应用之前,美国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。

具体来看,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,它向世界提供了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两个公共品,美国的内循环,在很大程度上驱动了全球经济的运转。

同时,它占据全球前沿技术竞争的制高点,也已经超过百年,至今仍在高科技领域具有绝对的领先实力。

而在互联网进入中国的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叶,中国经济是一派完全不同的景象。

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,净出口占GDP的比例节节走高,外循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拉动力。

在技术层面,中国虽然拥有足够完整的工业门类和体系,但在绝大多数领域仍然是西方先进技术的学习者和跟随者,产业层次和技术实力和发达经济体亦有很大差距。

平心而论,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出现,实际上成为中国内循环和高科技的加速器。

03

互联网兴起的二十多年,正是中国经济总量迅速跃升的二十多年。

中国互联网的「双使命」

1950年到202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GDP总量变动。

这张图透露的信息非常清晰:过去二十年间,就经济增速而言,中国表现最好,美国次之,而日本、德国和英国和中美两国都拉开了很大的差距。

中国经济增长快于发达国家,这是正常的。

中国是个发展中经济体,在政策稳定、又有人口红利和开放红利的前提下,增速肯定高于成熟经济体。

但为什么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也出现了这么显著的分化?

有个不容忽视的因素,就是互联网的应用。

在互联网领域,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梅特卡夫定律:一个网络的价值等于该网络内节点数的平方,而且该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。

这句话听起来复杂,但概括起来很简单:人口越多,用户越多,一个网络和平台就越有价值,而且这种价值递增不再是前互联网时代的算数级数,而是几何级数。

美国拥有超过3亿人口的统一国内市场,仅仅人口体量一项,几乎是德国、法国、英国和日本的总和。

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国都是英语国家,美国互联网公司天然就有一个发达的英语世界作为自身的业务根基。

进入21世纪以来,能够像美国一样诞生世界级互联网企业的土壤只有中国,因为中国有超过10亿人口的超级大市场。

虽然在多重原因冲击之下,最近的中概股表现非常低迷,但就用户规模和市场价值来说,中国的互联网公司,仍是全球仅有的可以和美国互联网公司做到同个量级的力量。

04

数字经济公司的兴起,是中国超大市场的产物。

但如果只是做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,断言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不过只是享受了人口红利,并没有给社会创造什么额外的进步价值,那未免有失偏颇。

事实上,中国互联网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促进,不亚于甚至是超过了美国。

很多人都有个直观的感受:中国的网购、快递、移动支付都比美国更方便。

这正是数字经济推动中国形成更高效率的国内统一市场的最好例证。

仅以零售业为例,亚马逊是线上零售商,本质上是家开在网上的超市,它以低价进货,高价卖出,抢的主要是沃尔玛的生意。

中国的电商平台则完全不同,基于淘宝的模式,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在网上开店,形成了一大批电商创业者。

基础设施的不断延伸,互联网的广泛应用,缩小了中西部地区和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。

2020年,新增淘宝店数量最多的十个省份中,有九个是西部省份,同比增速全部超过200%。

宁夏、云南、贵州、青海和甘肃位列前五。

美国的电商,更多的是改变了商品流通的形态,但电商在中国的出现,则降低了中小商家做生意的门槛。

05

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在《转型中国:中国未来发展大走向》中讲到:中国的改革与转型,要终结出口导向、投资主导、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三大传统发展模式。

出口、投资和消费,这三驾马车是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,但这些旧增长动能的边际效应会递减。

前些年,在需求侧以高投资、高出口为依托,在供给侧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导向的高速增长模式,就迈入了瓶颈期。

基建投入拉动增长的路径依赖虽没法继续,但公共交通(快递物流)、通信基站(基础网络)的完善,为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红利,BAT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。

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,互联网公司的蔚然兴起,又推动了新旧动能转换:之前很多地方的经济会过度依赖资源要素消耗、低成本劳动力、传统商业模式等。

但互联网在各个行业的渗透、融合,既能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升级,也能催生新兴产业实现转型,推动存量提升和增量发展,继而做大国内市场。

做大国内市场,助推内循环,是中国经济以转型谋长远的突围点。

互联网学者孙宝文说,我国的互联网经济,未来就是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情况下,推动中国经济由外需+WTO模式向产业+互联网+内外贸易并存的方式转变。

06

以市场为切入点,不等于不注重在技术升级上用力。

以市场横向拓展带动技术纵深发展,是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演进路径。

中国互联网是为内循环而生,但必然以核心技术突破为进阶诉求。

易言之,到了新发展阶段,中国互联网不会满足于适应改变中的世界,更会顺应自身与外部之需着力去改变世界。

华为的5G、科大讯飞的智能语音都是在市场从1到10的场景创新相对饱和后,转向从0到1的大颗粒创新的结果。

可以说,中国互联网波澜壮阔的二十年走完,所有大型互联网企业,无论是做电商的、做社交的、做搜索的、做长短视频的,最终都一齐走向了科技的战场。

而相较于那些纯粹的信息互联网平台,最开始就充分将中国基建优势转化成了市场优势,又把市场优势转化成了技术优势的,是有浓厚产业基因的平台。

将市场优势转化成技术优势,是内循环与硬科技深层次关联下的内在要求:当内循环培育到较高层次时,必定需要硬技术创新的支撑。

有了硬核技术创新,才能更好地助力内循环。

内需是互联网开疆拓壤的发动机,底层技术则是互联网的支撑点:庞杂的互联网业务,离不开操作系统、云计算、芯片、AI的技术托底。

可在十多年前,中国互联网摆脱不了IOE(IBM的服务器,Oracle的数据库、EMC的存储设备)。

这些IT设施成了卡脖子式的存在,高昂使用成本也曾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拦路虎。阿里云的问世,就是被其倒逼。

庞大市场,会为中国互联网硬科技创新提供试验场与回馈池。

因而,市场优势与技术优势之间,会形成彼此强化的正向增强回路。

阿里云打破了亚马逊、微软、甲骨文等企业霸榜的格局,进入全球云计算技术第一方阵——在权威机构Gartner的2021年度产品报告中,拿到了IaaS计算、存储、网络、安全四个核心类目的全球最高评分。

数据库综合实力也稳居全球第一阵营,就印证了这点。

而阿里达摩院聚焦5G技术和应用的协同研发,平头哥致力于自主研发芯片,也是循着同样的逻辑在推进。

2018年9月,IDG资本全球董事长熊晓鸽曾断言:互联网红利已过去,未来趋势在硬科技。

接下来,互联网更多地打通市场优势与技术优势的协同链路,推动内循环与高科技的双重突破,也是必答题。

按照理查德·R·纳尔逊的理论,中国科技发展有后发优势,可跟先发国家美国比存在均衡技术差距。

要弯道超车,中国互联网在核心技术突破升级上,自然还得加码发力。

07

说到底,中国经济转型,就是要穿过风险、迎击挑战,以稳为桨,向新而行。瓶颈再深,也得突破;三峡再险,也要趟过。

资本市场波动,本土疫情再现,人们对当下和未来难免有困惑和担忧。

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,驶出经济转型的历史三峡,需要内循环与高科技这两股支撑力量,这是确定无疑的。

在这个转型方案中,数字经济的位置不可或缺,它既是中国统一大市场的产物,又让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赶上全球核心技术进步的鼓点。

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,也是现代化的底色。

越是面对变局,越要回归常识。发展始终是硬道理,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,稳住经济,就是稳住未来。

金融委会议上,决策者重申,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,提高国际竞争力。

中国经济,仍然要有一片数字经济的青山。

信心比黄金更宝贵。

中国要走出经济转型的历史三峡,我们得对我们过去四十多年走过的道路有自信、有坚持,激活市场,稳住内需,稳扎稳打,同心向前,才是正道。

接下来,现代化蓝图上,等待互联网未来去补白的空间依旧巨大。

整个社会,也理应给互联网行业更多空间、更多期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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